序言（节选）

   从谋略学的角度来考察，《三国演义》中的纵横捭阖，就带有较多的士丈夫色彩；而《水浒传》中的弄计施巧，则主要是下层民众的经验与智慧的结晶。
正因为如此，《水浒传》就特别引起封建统治者及卫道文人的敌视和攻击，甚至诋之为“诲盗”之书，明令禁绝。明代郎瑛在《七修类稿》中骂它“淫词诡行，饰诈眩巧，耸动人之耳目。”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则云：“《水浒传》叙宋江等事，奸盗脱骗机械甚详。然变诈百端，坏人心术。”而这些恶言秽语，也恰恰从反面证实了《水浒传》在谋略学上的价值和意义。明代的刘仕义倒是有些见识，他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水浒传》在处世应变上的作用，他说：“有言看《水浒传》可长见识者，曾借观之。其中皆倾险变诈之术，兵家用诡之道也，施耐庵真奸雄哉!然人生何处不相逢，此意叠叠而见，亦处世者所当知也。”至于平民百姓，则不仅借读《水浒传》以寄其愤世之慨，而且从中汲取生活的经验和斗争的策据清人刘銮《五石瓠》一书记载：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张献忠，就天天命说书人讲说《水浒传》等书，“凡埋伏攻击咸效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