郓城印象
浦玉生

郓城，因为施耐庵做过该县“训导”，于是我专程赴郓城县考察。
物去人非，沧海桑田。郓城在新建之中，我从车站绕至老城，只有修整过的荒塔似乎还在叙说着施耐庵的踪影。
这是建于五代唐时的古塔，每当夕阳西下时，荒塔上便盘旋着成千上万只紫燕，煞是壮观。此燕羽黑，肚白，爪短，不能站立，冬天也不南飞，皆栖于塔内。千年古塔四周碧水环绕，岸边绿柳成荫。据传，施耐庵写《水浒传》时经常来塔前散步、沉思，古塔给施耐庵如泉的神思。施耐庵才学出众，智慧过人，却屡试不中，胸中自有许多不平之气，再加上他曾任济州郓城训导之职，耳濡目染梁山泊英雄好汉的传说故事，故而萌发了写一部千古奇书的念头。细看施耐庵的身世，便不难发现宋江身上有他的影子：幼读史书，身为小吏，大志难酬，命运多舛，既恼恨朝廷无道，又难忘仕途功名。一方面替天行道，另一方面又记录招安，表达了施耐庵这样一介书生在元末的无奈心态。
相传在梁山西南60华里的郓城县黄堆集，是晁盖、吴用、三阮等智取生辰纲的黄泥冈。据明朝万历十九年（1591年）重修黄堆集五圣庙碑文及祖居此处的李氏家谱等记载，此处北距梁山60余里，属“水浒南岸”，古称黄泥岗（或黄土山岗）。“宋徽宗崇宁年间，环梁山八百里皆水也。”
梁山泊八百里大致轮廓是：梁山泊南达郓城东的黄堆集，东南达南旺诸湖，东北达现在的东平湖，西达大名府地。宋金时黄河故道流经的梁山泊，确实是一个环绕梁山的大水泊，“方圆八百里”的说法是可以想像的。
“水浒南岸”黄堆集，至今地势较高，当地群众还能确指“施桑林”遗址。当年，施耐庵在郓城为吏期间，鼓励群众植桑养蚕，于是郓城县出现了大片桑林。明代有一位举人周文振，幼年在家读书时作五言诗，就有“晨起出东门，步入施桑林，昂首摘桑葚，不忘施公恩”之句，说明施耐庵当年种植的桑林，那时已经繁茂成林，使乡里受益了。
农业和种桑养蚕，是帝王执政之本。成吉思汗在北方草原沙漠地区兴起，蒙古的习惯是穿衣不靠养蚕，吃饭不靠农耕，所以元朝初期不搞农桑。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初，首先在全国下诏，指出国家以老百姓为根本，而民众以衣食为根本，衣食又以农业和种桑养蚕为根本，于是向民众颁发《农桑辑要》一书，以便使民众崇尚农耕。至元九年，命令劝农官报告地方官管理农桑事业的勤懒情况，山东高唐州因勤于农桑而升职，河南陕县尹王仔因懒惰降职。至元二十八年，颁布农桑杂令。致和（1328年）以后，没有不申明重视农桑命令的。这是元代重视农桑的大背景。
施耐庵的祖居浙江吴兴是丝织的发祥地，耐庵任职郓城县训导的山东一带在元朝时又是蚕桑、织绣的盛产地，这为施耐庵劝人植桑提供了旁证。
据考，1958年浙江吴兴县钱山漾遗址出土了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时期盛在竹筐里的丝织品，包括绸片、丝带和丝线等。虽已碳化，其经纬组织和色调仍能分辨出来，绸片出土时呈黄褐色，绸面光滑、丝缕平整。经鉴定，都是以家蚕丝为原料的，其年代约在公元前2735—2175年。
山东方面采蚕、织绣有两方面资料可以佐证山东境内植桑之多。山东嘉祥武氏祠汉画像石上，有一幅《秋胡戏妻》的烈女故事画，描写鲁国秋胡新婚不久即离家外出，数年后做了大官，还乡省亲时已互不认识。秋胡在路旁见一妇人采桑，便以黄金相戏，原来是他妻子；妇人感到蒙辱，投河而死。元代以后，曾改编成戏曲上演，有的戏曲名叫《桑园会》。汉画中的秋胡之妻正在采桑，桑树比人略高，便是枝嫩叶阔、易于饲蚕的“地桑”。
民间有“梁山一百单八将，七十二名在郓城”的说法，就说晁天王晁盖祖籍在郓城县之南10华里的晁庄，北宋末年晁氏族谱中有“晁盍”之名，因封建统治阶级对晁盖率众造反恨之入骨，他犯有杀头之罪，故将盖的繁体字删去草头，称为“砍头入谱”。这一带至今流传着不少有关晁盖的故事。
在郓城县的老街上，荒塔下，问道于当地耆老水浒与施耐庵的情况，听到的是“江南先生”的故事。在郓城汽车站看到那种阮小五、阮小七的打扮：腰围一条间道棋子布手巾、身穿棋子布背心的农民。 这种黑蓝线和白线相间的棋盘方格布还在郓城流行着。
说到宋江的家乡郓城县水堡集，这里的居民告诉笔者，数百年来这里流行手工生产的游艺纸牌（古称叶子），其中有一类图案是选用水浒人物，每人所标序号是当年官府缉拿这些人的赏银数目：一万贯燕青，二万贯花荣，三万贯关胜，四万贯柴进，五万贯李逵，六万贯李俊，七万贯秦明，八万贯朱仝，九万贯宋江。封建统治者对梁山英雄恨之入骨，将他们印上纸牌，即便让人们娱乐时，也不忘缉拿这些造反英雄。看来，伊拉克战争时期，美国将伊拉克重要人物印成扑克牌通缉令并不是一个新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