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江有没有武艺

余生

读过《水浒》的人，心里都会留下一个宋江有没有武艺的疑问。这也难怪，小说对这个问题的交待，确实有许多自相矛盾的地方。《水浒全传》第18回宋江一出场，便介绍说他“爱习枪棒，学得武艺多般”。后来宋江非正式的妻室阎婆惜和别人勾搭成奸，就是因为他“爱习枪棒，于女色上不十分要紧”所致，可证宋江爱习武艺并非随便说说。宋江不仅爱习武艺，其武艺水平还不低。在孔太公庄上，宋江常“点拨”孔明孔亮兄弟两人的枪棒，两人皆拜宋江为师。孔明孔亮是当地有名的好汉，宋江能点拨他们，则其武艺必远在他俩之上。还有一件事更说明宋江武艺高强。宋江充军江州，路过揭阳镇，赏了一个路边卖艺的枪棒教师五两银子，遭到揭阳镇上一霸——没遮拦穆弘的辱骂，两人争执起来。穆弘劈脸一拳打来，宋江躲过了，穆弘又赶入一步，宋江正待与他交手，却被那个枪棒教师赶上来将穆弘摔倒在地。宋江身戴重枷，却敢与穆弘较量，则其武艺恐怕不输给棒打洪教头的林冲。
不过，奇怪的是，每当真正需要宋江拿出他的武艺时，他却变成了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之士。宋江在揭阳镇上得罪穆弘穆春兄弟二人后，为逃避追杀，和两个公人一起误上了江洋大盗张横的贼船。张横抢了他们的银两，还逼他们跳江自杀。宋江苦苦哀求，最后不得不同两个公人抱头痛哭，准备跳江。当时船上仅张横一人，而宋江他们则有三个人。倘宋江真有武艺，断不至如此窝囊。宋江上梁山后，经常带兵出征。可是每遇危险，宋江除了逃命之外，别无他长。要不是别人相救，恐怕早就命归黄泉了。由此看来，宋江又是一个不通武艺的文弱之士。
为什么同一本《水浒》，对宋江形象的描写会有如此差异，互相矛盾？倘若我们从《水浒》成书的特殊性着手，对这个问题似乎不难找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水浒》是一本成于众手的书，其成书过程长达二三百年。在这漫长的时间里，不知有多少人有意或无意地参与了《水浒》故事的创作。各种各样的人都按自己的喜好和愿望去塑造宋江的形象，因而宋江形象不可能自始至终一成不变，而是有一个不断的演进变化过程。早期的宋江形象应该与今天有很大的区别。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成书年代最早的载有《水浒》故事的书是《大宋宣和遗事》，这是一本说书艺人所用的提纲式的脚本，大约成书于宋末元初。仅就这本书而言，宋江的形象与今天就有很大的差别。在这本书里，晁盖等人劫生辰纲事发，得宋江通风报信，反上梁山后，派刘唐下山送给宋江金钗一对。宋江收下了，还把它交给阎婆惜保管，并泄露了他与梁山泊强盗的关系。忽一日，宋江的父亲生病，宋江回乡探视。等宋江回到县里，却撞见阎婆惜和别人偷情。宋江一怒之下，杀了二人，上了梁山，临行还在墙上题写了四句诗：
杀了阎婆惜，寰中显姓名。
要捉凶身者，梁山泊上寻。
这是一段很重要的文字，从中我们窥见了早期宋江形象的一角。晁盖派人送给宋江很可能是赃物的一对金钗，宋江收下了，似乎并未推辞，这种对钱财的态度与一般江湖人士很相似。宋江把金钗交给妓女出身的阎婆惜保管，还向她透露了自己与梁山的关系，也显示出他的鲁莽无知。宋江见阎和别人通奸，便将二人杀了，更暴露出江湖豪侠率性行事、轻易杀人的本性。特别是他杀人后径直上梁山落草为寇，并未经过什么犹豫周折，还题诗一首，以壮其行。活脱脱一个无法无天、蔑视官府的强盗之徒。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又一个武松，又一个鲁智深，丝毫没有文士的迹象。
从有关的历史记载来看，历史上的宋江也应该是一个勇武之士。史载宋江“率三十六人，横行京东，官军无敢抗者”，这样的行为似乎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士所能为。《水浒》故事本由有关宋江等人的历史传说而来，其最初的宋江形象与历史事实相差不会太远。
宋江为什么会由一个通武之士变为文弱之士，这很可能与士大夫文人加入《水浒》的作者队伍有关。我们知道，宋江等人的故事最初流传于民间，后来被说书艺人搬进了瓦舍勾栏，经过千锤百炼，成为有高度成就的文学作品，为广大市民所欢迎，得到广泛流传。这吸引了一部分下层的士大夫文人，使他们也加入到《水浒》故事的读者和作者群里来。下层士大夫文人社会地位低，政治上不得志。《水浒》故事对奸臣贪官的攻击，对逼上梁山的民众的同情，引起他们的某种共鸣，特别是对专杀贪官污吏，保护平民百姓的宋江等人，他们十分赞赏。当奸佞当道、政治黑暗的时候，一些对朝廷失去希望的士大夫文人转而欣赏起行侠仗义的草莽英雄来，这也是很自然的事。但是早期《水浒》故事里的宋江的那种纠纠武夫的形象显然不合他们的口味，与他们“重文轻武”的价值观有很大的出入。
宋代以后，中国上层社会，特别是士大夫群体中流行着一种“重文轻武”的观念，武人往往被他们瞧不起。在一般士大夫文人看来，武人虽然刚直豪爽，但大都头脑简单，遇事只知道逞一己之私忿而杀人放火，不知道三纲五常、礼义廉耻之大义，不懂得为人臣子之大节。武人往往缺乏道德和人格上的修养，喜欢以力服人，不明白“柔能克刚，德能服众”的道理。在士大夫文人看来，即使是弱不禁风之人，只要有完美的道德和超人的人格，也难征服最桀骜不驯的勇士。最后，士大夫文人们认为，武人的匹夫之勇，在战争或其他活动中并不起决定作用，起决定作用的是“谋略”，所谓“兵不在多，而在于精，将不在勇，而在于谋”是也。文士虽无冲锋陷阵之能，却能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依据这些理由，士大夫文人得出结论：武人只能充任鹰犬爪牙，而领导者必须由文士来担当。
我们姑且不谈这种观点是否正确，但它在宋代以后的中国社会各阶层中产生了很大影响却是事实。中国的普通民众，包括那些说话艺人大都接受了这样的观点。正是在这种价值观的影响下，士大夫文人和说话艺人一起，自觉或不自觉地对宋江形象进行了改造。宋江从最初的一个江湖豪杰，逐步演变成一个受过儒家正统教育，有经邦济世之才的文士。宋江出身小吏，但却有忠君报国、建功立业的大志。宋江懂得忠孝仁义的大道理，并且身体力行，有“孝义黑三郎”的美称。宋江虽无缚鸡之力，但却有着非凡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凭着他的忠义之气，使普天下的英雄豪杰见了他，个个都五体投地。宋江虽无冲锋陷阵的本领，但却富有韬略，善晓兵机，领导梁山义军把官军杀得人仰马翻。以后又东征西讨，抵御外侮，弭平内乱，为朝廷立下不世之功。宋江身有大功，却惨遭陷害，死于非命。可是他忠君报国之心，至死不变，一点英气，上感于天。总之，在士大夫文人和说书艺人笔下，宋江成了一个合乎儒家标准的完人，集中反映了士大夫文人的政治观念、人格理想和审美情趣，而宋江原先那种纠纠武夫的形象则基本消失。宋江的文士化实际上是士大夫文人对他们自我价值的肯定。
遗憾的是，《水浒》是一本成于众手的书，社会上有着许多不同版本、不同内容的《水浒》故事，这些故事的汇集成书恐怕也不是由一个人完成的，因而不可能进行认真的人物形象上的统一，早期一些有关宋江有武艺的描写也就被保留在今本《水浒》中，出现“有武艺”和“没有武艺”的矛盾。不过，今本《水浒》中对宋江武艺的肯定大都在对宋江的泛泛介绍中，并不涉及具体情节的变化，因而基本上不影响宋江作为一个文士形象的完整性。在一般读者的印象中，宋江仍是一个没有武艺的文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