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官逼民反"--赋予梁山英雄正义性的最明显的命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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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5-12-17 |
笔者说过,<水浒>想通过水浒人物和故事体现的,是对社会正气的梦想和对社会邪气的痛恨。这种思想,除了集中体现在“忠义”二字上，还在于，集中体现在对“官逼民反”这一命题的出题与解题中。一般来讲，更多的时候，人们把社会理想寄托在官府身上，希望有一个“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那样的社会局面。但是，在北宋末年，这种理想是绝对实现不了的，因朝廷腐败，不只不能造就那样的局面，而且本来就是制造“乱世”的机器。人们从正统观念上找不到自己心目中的英雄，便只有另寻他途，到那些草莽英雄中去找自己的精神寄托。
但是，从这些人身上找寄托，也是一种很无奈、很不好措置的事情，必须费很大精力去扭转人们的看法。正如耿相新先生所言：“连老百姓也对绿林英雄多少有点胸怀不尊，不像对关公，大庙小庙建个不停。”就连文学评论家李卓吾在容与堂刻本中评水浒英雄时，除了李逵、鲁智深等少数的几个人还心存恭敬，对其他人就不行了，他说：“其余诸人，不过梁山泊中一班强盗而已”。
为了使梁山起义能歌颂，能成为代表正气的一个阵营。作者除了时时不忘标示其“忠义”以外，就是从这些英雄从向反抗社会背景上去看问题，不只从英雄本身考察，而且从他们所处的奸官当道、英雄无路的社会背景中去审视，这就必然提出一个“官逼民反”的命题。
我们从《水浒传》的人物和故事中，确实明确地看到了官逼民反这一点。但，这个“官逼民反”，是个广义的概念，官即代表黑暗腐败的北宋朝廷，民即代表了受剥削受压迫走向反抗道路的所有的人。其实，如果细看，“官逼民反”，可以分出几种很不相同的类型。一是狭意的“官逼民反”。比如“智取生辰纲”，七位英雄劫取的是不义之财。北宋末年，官府为了满足昏君赃官的享乐要求，到处搜刮民脂民膏，不断盘剥百姓，当时，贫富悬殊很大。人们早就看清了这一点，只是一般人心存不满，不敢有所作为，而英雄们则敢于出手。施耐庵在晁盖等人智取生辰纲开始的时候，让白胜唱道：“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就鲜明地指出了社会的阶段分化。在智取辰纲成功后，又有一首诗：“诛求膏血庆生辰，不顾民生与死邻。始信从来招劫盗，亏心必定有原因。”这就更加把“劫纲”的正义性突出出来。这就是官逼民反。这样的内容，反映的是北宋末年最基本的社会矛盾，即农民与黑暗统治者的矛盾，批判的是朝廷维护官僚地主阶段利益、残酷压榨人民群众的政治路线。这是封建王朝走向没落的最最深刻的社会原因。二是霸逼民反。象登州的恶霸孔太公，仗势欺人，把解珍解宝兄弟打死老虎的成绩贪为已有，还污告解珍解宝兄弟，就是突出的一例。潘金莲与恶霸西门庆通奸，毒死善良本身的吴大郎，武松在忍无可忍，才把西门庆杀死。霸逼民反，是从社会治安的角度反映的问题。说明当时豪强凌弱，恶霸当道，没有正义可言，反映了朝廷的司法腐败。其实，正是由于官霸勾结，才造成那种有法不依北宋江的局面。当武松一再向县官举证时，县官却不依法办理，更多考虑到西门庆的关系和势力，也正是在官不为民作主的情形下，武松才杀人。须知，杀人，在任何时代都是死罪，不到义愤之极，没有人愿意杀人的。三是官逼官反。在高俅的欺压下，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王进等一批有才有德的英雄人物被逼得走投无路，虽然万般不愿，最后还是不得走向“草寇”队伍。杨志也是，这个名门之后，杨令公的后代，本来胸怀壮志，希望为朝廷出力，“到边庭上一刀一枪，博得个封妻荫子”，但，在那样的黑暗环境中，这样的国家的栋梁之才，不能去疆场上为国杀敌，却被差去运送供最高统治者玩乐的花石纲，这本身就是很大的讽剌，何况，他在河里翻船，花石纲没了，获了罪。即使如此，他对朝廷还是忠心耿耿，梁山泊留他，他无论如何都不入秋。后来，还是这个杨志，又一次被大名府梁中书差去押送与花石纲一样搜刮的民财，途中被劫，无法交差，走向山林落草。官逼官反，直接体现的是统治阶级内部贪官和俊杰的斗争，反映的是官场的腐败和吏治的糟糕。象高俅这样的泼皮无赖，不只能靠吹、拍、买的功夫进入官员行列，而且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宰臣一级的高官，这样的咄咄怪事，在当时的时廷却很普遍。这样的官吏，不是靠功德上去的，他们靠的是权术，靠的是歪门邪道，当了官，当然还搞歪门邪道。而那些怀有德能的英才，不会拉拉扯扯，不是曲意逢迎，自然就成了高俅们打压的对象。王进因为有病没有及时给高太师庆贺，就被排挤得无法立身。林冲这样的禁军教头，连自己的娘子都无法保全，眼睁睁看着高衙内调戏，最后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到迫害，不得不走向梁上。四是“贼”逼官反。为了给官、霸相区别，这里暂且这样妄称水浒人物。水浒一百零八将，有相当一部分，是被起义军拉到队伍中来的。比如朱仝被发配沧州后，很受知府赏识，更受小衙内喜爱。就是这样一个朱仝，却被吴用施计，着李逵杀了小衙内，断了朱仝的后路，逼其上山的。还有一些，包括卢俊义、朱富的师父李云，都是这样被逼上山的。这样的办法，简单看来很不地道，也很缺德。但，放在农民起义事业发展的大的背景上看，又有其合理性--事业是正义的，为这正义的事业而壮大队伍，当然也就是必然的了。我想，也正是因为如此，施耐庵写这些事的时候，才能仍然显得那样轻松，一点也没有给人以恶劣恐怖的感觉。
综上所述，一个社会的腐败和黑暗，往往是配套的。就象北宋末年，朝廷在政治上、吏治上、法治上都代表了邪恶，而这种邪恶一旦形成，就很难靠统治阶级自身消除掉，因而，英雄们起来反抗他们，就是最大的申张正义了，还是那句话，此时的英雄起义，就是在弘扬正气，虽然这些英雄们身上，不可避免地带有这样那样的不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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