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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关于《水浒》的作者和成书年代，争论颇多，突出反映于三个问题：1．施彦端是否施耐庵?2．施彦端是否与《水浒》有关?3．苏北的施彦端是否与钱塘的施耐庵有关?部分学者主张从作品的地理、气候描写、语言特色、人事风物等“内证”推究作者的活动区域，认为作者是长期生活于江南，主要是钱塘(杭州)的人；通过对作品部分素材来源的考证，认为《水浒》可能成书于洪武十八年(1385)之后。
〔关键词〕《水浒传》；作者；成书年代；论争
〔中图分类号〕I207．4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0139(2001)01-0064-06
《水浒传》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是本世纪文学研究领域中争论最大的问题之一。
一
《水浒传》的作者，实即水浒故事的最后成书者。本世纪二十年代，鲁迅曾指出：《水浒传》作者施耐庵“则浙人”。〔1〕胡适也曾指出：“施耐庵大概是‘乌有先生’、‘亡是公’一流的人，是一个假托的名字”。〔2〕鲁迅显然是根据明代郎瑛、高儒的观点，即“钱塘施耐庵的本”一说，但未有具体论证。胡适也自有一定的根据，从《梦梁录》、《武林旧事》诸书看来，当时杭州等地一些书会才人，往往另有“艺名”，且常带着“庵”字，如说“小说”的有俞住庵、陈可庵，“说浑经”的有戴俟庵、戴悦庵以及啸庵、借庵、保庵、息庵，等等。但也没有具体的论证。清初的周亮工在《因树屋书影》中也认为：“世安得有为此等书人，当时敢露其姓名者。”总之，《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是一个笔名，为浙江杭州人。
三十年代初，胡瑞亭于上海《新闻报·快活林》发表了《施耐庵世籍考》，抄引了王道生的《施耐庵墓志》和袁吉人的《耐庵小史》，并略加发挥，认为《水浒传》作者施耐庵是苏北淮安辖区的兴化县白驹镇(今属大丰县)人。稍后，即1935年，吴梅于《顾曲麈谈》中认为：《幽闺记》作者施惠(字君美)，即“作《水浒传》之耐庵居士也。”
以上观点，分歧甚明，但在当时并未引起什么大的争论。
新中国成立不久，苏北文联组织专人去白驹镇一带实地调查，中央文化部也派聂绀弩、徐放等同志参加，于《文艺报》1952年21期发表了《施耐庵生平调查报告》；同期，还刊载了一些资料，如胡瑞亭的《施耐庵世籍考》、王道生的《施耐庵墓志》、袁吉人的《耐庵小史》和陈广德的《施氏族谱序》、杨新《故处士施公墓志铭》等。在《施耐庵生平调查报告》中，客观地记述“调查经过”、“调查方法”，并提出“有待继续调查研究事项”。此期的文艺报上还有刘冬、黄清江的《施耐庵与水浒传》一文，认为白驹镇的施彦端即施耐庵，亦即《水浒传》作者。聂绀弩同志则认为：“施耐庵连个影子也没有。”〔3〕
自此之后，直到“文革”前夕，对苏北白驹镇的施彦端是否即施耐庵，是否即浙江杭州作《水浒传》的施耐庵，陆陆续续有争论文章，有的肯定，有的否定，莫衷一是。1957年，何心的专著《水浒研究》，对吴梅的施惠即“作《水浒传》之耐庵居士”一说，作了有力的否定；同时，对王道生的《施耐庵墓志铭》作了多方面的辨析，直指其为“伪作”。
“文革”结束后，《水浒传》研究气氛空前浓厚，对《水浒传》作者问题的研究也空前活跃，形成空前的“施耐庵热”。
在“施耐庵热”的诸文中，将其观点归纳起来，不外乎两派。一派认为：苏北大丰白驹镇的施彦端就是施耐庵，也就是钱塘(杭州)的《水浒传》作者。另一派则认为：江苏大丰的施彦端未必就是施耐庵，更未必就是钱塘的《水浒传》作者。双方争论激烈，各不相让。究其关键，在于各自对有关“文物史料”的不同理解。现择其要者，简介如下。
第一，施彦端是否与施耐庵有关联?
在《施氏家簿谱》(又名《长门谱》)中，族谱世系第一行“始祖彦端公”的右偏旁注有“字耐庵”三字(字体较小，墨色较淡)。此谱系施彦端第十七世孙释满家手抄，是以乾隆四十二年(1777)的施封《序》本为底本。一些学者认为：这是施彦端即施耐庵的“确证”，因为，经江苏省公安厅技术鉴定，“字耐庵”三字与《施氏家簿谱》字迹为同一个人所写，可见同是满家手笔；至于字之大小及墨迹与正文不同，可能是抄写时偶然疏漏，事后发现再补上，而施封与满家两人都不至于作伪。有些学者还根据《说文》，从“名讳学”角度作了论证，认为“彦”是“美士”；而“耐”，“罪不至髡也”，虽是一种刑罚，但仍保留着一种对古代男子说来是美的标志——胡须和鬓毛。可见“彦端”与“耐庵”具有内在的“关联”。〔4〕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字耐庵”三字，是夹注于偏旁，可能是满家于抄写过程中窜入，也可能是他人在该《谱》流传过程中窜入；更为重要的是，“始祖彦端公，字耐庵”这种写法既违背宗谱通例，又与该《谱》本身抵牾不合。且看，该《谱》第二世为“讳让字以谦”，第三世为“讳文昱字景胧”，这符合宗谱的通例。如果施彦端果真是“字耐庵”，自然应写为“讳彦端字耐庵”，绝不会写为“彦端公字耐庵”的。据此，这个施彦端，实是有“名”而无“字”，故称“彦端公”。再证以杨新于明景泰四年(1453)作的《故处士施公墓志铭》。此《铭》是为施彦端之子施让作的，称这个“施公”也是“讳让字以谦”，而称施让之父也是“先公彦端”。这个施让与杨新是亲戚，情况了解，如“彦端”有“字”，应称其“字”；如称其“名”，应述其“字”，无论如何，他不会只知其“名”而不知其“字”的。由此也可见，施彦端实在是有“名”而无“字”，故有此称。看来，“字耐庵”三字实是后人窜入。据此，施彦端与施耐庵难以“关联”。
第二，施彦端是否与《水浒传》有关联?
首先看上面已提及的《故处士施公墓志铭》。该《铭》在清咸丰五年(1855)纂修的《施氏家谱》中有“先公耐庵，元至顺辛未进士，高尚不仕。国初，征书下至，坚辞不出，隐居著《水浒》自遣。积德累行……”一段文字。有些学者便以此作为信史，认为施彦端即施耐庵，亦即《水浒传》的作者。另有一些学者则以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纂修的《长门谱》中同一篇《铭》为证。这则早出七十八年的《铭》中，只有“先公彦端，积德累行”一语。分明可见，是后人把“彦端”改为“耐庵”，再加上“元至顺”至“著《水浒》自遣”等二十八字。前已提及杨新与施家的亲密关系，如果施让之父施彦端果真有“中进士”与“著《水浒》”之类极光荣而重大的事件，如何不知，怎会在《铭》中一字不提?有些辩解者认为：杨新原来的《铭》中，可能有这些文字，可能释满家抄写时因《水浒》涉及杀人放火之类，为佛家所忌讳，所以删去。另一些人又反驳：如果“著《水浒》”因此删去，为何连“中进士”也删去?并以施彦端第十世孙施封作于乾隆四十二年的《长门谱序》为证。此《序》称本家“族本微寒”，正与杨新《铭》中没有“中进士”相一致，也正可说明咸丰五年出现的杨新《铭》中的“中进士”之类为后人窜入。
其次是淮安王道生的《施耐庵墓志》。该《志》称“公讳子安，字耐庵……为(元)至顺辛未进士，曾官钱塘二载。以不合当道权贵，弃官归里，闭门著述”，“有《志余》、《三国演义》、《隋唐志传》、《三遂平妖传》、《江湖豪客传》(即《水浒传》)”。此《志》，有些学者也作为信史引用，认为施彦端即施耐庵，即《水浒传》作者。而有些学者则彻底否定，其理由，包括何心在《水浒研究》中提出的疑点在内，大致有如下四个方面：1．此《志》来历可疑。胡瑞亭于民国十七年(1928)首次揭诸报端，民国三十三年(1944)编入《兴化县志·补遗》。此时上距明初已五百多年，从未见有史籍记载，如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明万历十九年(1591)、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及清咸丰元年(1851)的《兴化县志》均只字未及。2．此《志》不合一般《墓志》体例。如施耐庵的父母妻室子女等必不可少的内容，均无记载。3．文风与时代不符。如“殁于明洪武庚戌岁”，分明不是明朝人的口吻，《江湖豪客传》(即《水浒》)”，“其后述元(文昱之子)”等纯系现代人的文法。4．多有无稽之言。如《志余》，并未有此书名(明田汝成有《西湖游览志余》一书被简称为《志余》，那是十六世纪之事)，而《三国演义》、《隋唐志传》、《三遂平妖传》等，历来定为罗贯中的作品，却全归在施耐庵名下，毫无根据。且《三国演义》这一书名，是清初毛纶、毛宗岗父子评点此书后才有的(此前称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三国通俗演义》或《三国志传》等)，这个自称与罗贯中“同寓逆旅”的作者王道生何由得见?尤可笑者，《志》称施耐庵“殁于明洪武庚戌岁”(1370)，而对照出土文物《施廷佐墓志铭》及杨新作的《故处士施公墓志铭》，则有施彦端于“洪武癸丑”(1373)生子施让的记载。如果施彦端果真就是施耐庵，那是死后三年又生儿子了，岂非天外奇谈?又如《志》中所云：“因作墓志，以附施氏之谱末焉”，也是令人百思难解。所谓“墓志”就是置于墓中，哪有附于“谱末”之理?总之，此《志》不能相信。附提一下，八十年代初，大丰县征集到一块残碑，上有“施子安”三字。据此，一些专家认为：这可为王《志》中的“公讳子安”提供“实证”，而反对者认为，《长门谱》第一世“始祖彦端公”，并未有“名子安”，而其“第十二世”正有“字子安”的，这块残碑，当是此人，与施彦端无干。如果“始祖”“名子安”，为避“始祖”之讳，第十二世孙不会再“字子安”。这块残碑，正好证明王《志》之伪。
总之，杨新的《故处士施公墓志铭》与王道生的《施耐庵墓志》，一是被窜改，一是作伪，施彦端与《水浒传》难以“关联”。
第三，苏北的施彦端是否与钱塘的施耐庵有关联?
争论的主要对象是《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该《铭》于1978年发现于苏北兴化县施家桥，系砖质，中有“祖彦端，会元季兵起，□□(遂)家之”一句。此处两个□□，究竟是什么字?经许多专家辨认，或说是“流苏”，也许是“渡淮”，可能是“播浙”。有些人则肯定为“播浙”，即“迁居浙江”之意，于是，苏北的施彦端即钱塘写《水浒传》的施耐庵了。但是，这里有很大疑问：首先，两个□□难以肯定为“播浙”；而更重要的，根据当时具体历史情况，“播浙”很难说得通，因为前面分明有“会元季兵起”一语。众所周知，“元季兵起”，最早“起”于浙江。元惠宗至正八年(1348)，方国珍就占据了浙江沿海的温州、台州、庆元三路，震惊全浙乃至全国。再过三年，韩山童、刘福通等红巾军起于河北，进一步燃起熊熊兵火。再过两年，苏北兴化人张士诚才在家乡起兵。总之，浙江“起”兵早于兴化五年，兴化的施彦端要避“兵”，为何要从还是相对平靖的家乡避到浙江?看来，《故处士施公墓志铭》中的两个□□，很难把苏北施彦端与钱塘施耐庵“关联”起来。
苏北的施彦端，是否就是施耐庵?是否就是钱塘写《水浒传》的施耐庵?到目前为止，双方的争论依然未能解决。
二
关于《水浒传》的作者，另有一些专家主张从《水浒传》内部的种种描写去推究。首先，从《水浒传》中所描写的地理、气候、语言及人事风物等推究其作者的活动地域。
第一，关于地理态势的描写。先看江北：第三回，史进自陕西华阴去延安找师父王进，应是北上，却错向西行到渭州(今甘肃平凉一带)。第五回，鲁智深自山西五台山去河南开封，应是南下，却错向东行到青州的桃花山(今山东淄博、益都一带)。第十六回，杨志押送金银担，自大名去开封，应是南下，却说要经过“二龙山、桃花山”(在青州附近，要向东错行六百余里)，还要经过“黄泥岗”(在山东郓城境，要向东南错行二百里)。同回，吴用在黄泥岗遇到杨志，自说是“濠州人，贩枣子上东京”，自濠州(安徽凤阳东)去东京(开封)，应是北行偏西，竟又错到东京东北面四百余里的郓城境。第二十三回，武松自沧州去清河看哥哥，该是德州转西，他却径直南下，错到阳谷。第三十六回，宋江自郓城发配江州，该是南下，却错向北上到梁山，等等。此类舛错，还有多处。另有两处，更值得注意：一是宋江北上征辽，自东京一出国门，便是辽国后方密云，竟象是空降部队。二是宋江南下征方腊，其水军“从泗水入淮河”。究其实，自开封南下，应该先从通济渠东南经商丘、宿县、泗洪而入淮河，怎么会先经那条发源于山东省中部的泗水?而宋江的旱路兵马进驻淮安县时，当地官员竟说“前面便是扬子大江”。究其实，淮安距扬子大江还有三百余里。由此可见，《水浒传》作者对长江以北的地理态势，可谓是惊人的无知。如果淮安所辖的兴化施彦端即《水浒传》作者，应当不至如此，至少对淮安一带总不至于也是如此无知吧?
再看江南。自九十一回开始，宋江进军润州(今镇江市)，经丹徒县、毗陵郡(今常州市)以至宣州、苏州、湖州等，其地理方位，并无差错。尤其是进入浙江秀州(今嘉兴市)之后，主力会战杭州，地理态势写得更为细致准确。且看：自秀州至杭州东北的临平山、皋亭山，转而南向东新桥、北关门(今武林门)；水军由杭州西郊古塘(即古荡)，越小坡桃源岭，西入灵隐寺；张顺自灵隐寺东行至西陵桥，下湖东游至涌金门被射死；宋江于西陵桥畔祭奠张顺，方腊部队分别自南面的钱湖门与北面的钱塘门出兵，企图夹击，结果分别在定香桥与保俶山脚被截住；宋江派哨探越过杭州西面，过六和塔至范村(即梵村)，获得方腊的运粮船，借此攻破杭州。这里，凡小山、小村、小桥，有些连“老杭州”也不大知晓，却都描述得准确无误。至于杭州一些小景点，如“昭庆坛圣僧古迹，放生池千叶红莲。苏公堤红桃绿柳，林逋宅竹馆梅轩。雷峰塔上景萧然，清净慈门亭苑。三天竺晓霞低映，二高峰浓抹云烟。太子湾一泓秋水，佛国山翠蔼连绵……”这些，几乎可作导游图。另外，自杭州西南向攻富阳、桐庐，大战乌龙岭，会攻睦州(今梅城)，而后西上青溪，攻入帮源洞，都并无差错。总之，《水浒传》中的地理态势描写，一北一南，一错一对，形成鲜明对照。
第二，关于气象物候的描写。对北方的描写亦是舛错不少。如第十一回，林冲雪夜上梁山，是一年中最冷的季节，照北方的实际情况，早已寒凝大地，冰封河道，而林冲见到的却是“山排巨浪，水接遥天”。酒保告诉他：“若要去(梁山)时，须用船去。”第四十六回，杨雄大闹翠屏山，也是河北蓟州最严寒的季节，却见山上“远如蓝靛，近若翠屏。涧边老桧摩云，岩上野花映日”，更有“漫漫青草，袅袅白杨”。这岂不是江南的春天!同一回中，时迁在祝家店偷鸡，惊动三五个大汉，都是“赤条条地”追赶出来。试想，在这严冬之夜，岂不马上冻僵?五十五回，也是严冬季节，呼延灼在梁山大摆连环马，“每三十匹一连，却把铁环连锁”，曾打败梁山军。试想，冰地上滑溜之极，只要一马滑跌，全连拖累，何能如此?而此时，梁山水军也仍在水上往来自如呢。凡此种种，都表明《水浒传》作者对北方的气候物象也是惊人的无知。
至于南方，则未见此种违反常规现象。且看杭州气象物候的描写。如描写“春暖”时的西湖：“水色拖蓝，山光叠翠”，可谓维妙维肖。再看四季的景物：“春风湖上，艳桃李如描；夏日池中，绿盖红莲似画；秋云涵茹，看南园嫩菊堆金；冬雪纷飞，观北岭寒梅吐玉。”类似描写数次出现。桃、李、莲、菊、梅，正是西湖四季的传统花卉，杭州人有目共睹。这亦可见《水浒传》作者对江南杭州一带的熟识。
第三，关于语言的描写。《水浒传》所运用的是以吴语为基础的普通话，但又有不少浙江杭州一带小区域里的方言。略举数例。如形容词“相登”，即“般配”、“合适”之意，浙中至今常有“这对新人很相登”之类话头；写入《水浒传》中有“这个外甥，亦且年甲也不相登。”(十四回)名词“眼睛头”，即眼前最易看到之处，浙中至今常有“放在眼睛头，怎么看不见”之类话头；写入《水浒传》中有“特地把这皮匣子放在他眼睛头”(五十六回)。动宾短语“杀火”，即把刚烧尽的木柴与空气隔绝而成为木炭之意，浙中至今常有“灶膛的火杀了没有”之类话头；写入《水浒传》中有“棺木过了杀火，收拾骨殖，撒在池子里。”(二十六回)等等。这些小区域中的方言，《水浒传》作者都能纯熟地掌握与运用，说明他在浙中杭州一带起码生活了很长时间。
第四，关于人事风物的描写。《水浒传》中，除了京师开封，写到的州、县一级城市有数十个，但把有关人事风物写入书中的，当推杭州为最多。略举其大者。如浙中杭州一带，家中“养野男人”的俗呼为“养鹅鸭”。《水浒传》第二十六回，便融入潘金莲与西门庆的奸情中。杭州民间娱乐有“舞鲍老”节目，《水浒传》第三十三回，描写山东清风寨的闹元宵，也融进去了。杭州江干区有个协顺庙，“旁有小庙，祀十二潮神，各主一时”，即各神分管子、丑、寅、卯等十二个时辰中的一个时辰；《水浒传》第九十一回中，这十二潮神便成了润州(镇江)守将吕师囊手下的十二个统制官，名号“江南十二神”。杭州涌金门内有座金华将军庙，祀吴越王时金华令曹杲，《水浒传》第九十六回中，便“移花接木”于张顺身上。杭州郊区径山寺的第十三代祖师——大惠禅师，《水浒传》第九十九回中，已请来为鲁智深“下火”。等等。杭州这些人事风物，都被《水浒传》作者所掌握，并融入于作品之中。这也有助于证明：他在浙中杭州一带生活了很长时间，以致如此熟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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