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刑警那些年，我常到华蓥山区蹲专案，往往一蹲就是十天半月，甚至一两个月。遇到案子断线，还只得呆在阴暗潮湿的小旅馆里长吁短叹。山里的夜晚降临得早，八九点钟，四野就黑漆漆的阒无人迹。好在出差久了，也汲取了些经验，随身带了一本喜欢的《水浒》。晚上，往床上那么一躺，凑在昏黄的灯光下，翻阅几页打发时光。由此，我注意到了《水浒》里的探案。
    《水浒》第十六回写晁盖、吴用等七人打劫了“生辰纲”，北京梁中书闻讯大惊，立时差人往济州府里下了公文。济州府在接到梁中书公文的同时，太师蔡京的公文也到了，限于十日内捉拿凶犯，否则“怕不先来请相公去沙门岛走一遭”。济州府尹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严令缉捕观察何涛从速缉拿，甚至在何涛脸上刺下“迭配……州”字样，扬言：如果限期未能破案，就要把他发配到“远恶军州，雁飞不到去处”。何涛领了台旨，费尽心机多方侦破。由于没有案件线索，只得垂头丧气地回到家，在老婆面前连声哀叹性命不保。恰在此时，兄弟何清来望哥哥，给他带来了好消息。因为何清是个赌徒，同社会闲杂人员交往甚密，认得那个佯装卖酒的白胜。何涛连夜带领七八个公人，赶到安乐村白胜家，将白胜人赃俱获。又通过审讯顺藤摸瓜，最终查清了晁盖、吴用等作案的情况，破获了这起通天大劫案。
    《水浒》第三十九回写宋江在江州浔阳楼醉酒，因吟反诗身陷囹圄。鉴于案情重大，蔡九知府遂派节级戴宗星夜上京师，报与恩相蔡京：若要活的，便着一辆囚车解上东京；若不要活的，恐防路途有失，请准于本处斩首号令。戴宗使神行法，日行八百里，先赶到梁山泊，却把宋江吟反诗的事先告知了晁盖、吴用。晁盖、吴用大惊，想派大队军马前去救应，又担心打草惊蛇，反送了宋江性命，只得将计就计，以蔡京名义修假书一封，叫把犯人宋江解赴东京处斩，以便途中劫持。戴宗持假书回复蔡九知府，却被心腹黄文炳细细研究，竟从一枚小小图章看出破绽：一者以往寄来的家书，从来没有盖个图章，只是随手写上姓名。二乃父寄书与子，须不用讳字图章。三来此图章系蔡京做翰林大学士时使用的，如今升转太师丞相，不再会使用此图章。遂将戴宗拿问，果然查清了案由。
    像这样的探案，《水浒》里面还有不少。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宋代各州府已经有了专职的侦缉官吏，负责缉捕盗贼，维护治安，因而也给中国古代小说提供了探案故事的肥沃土壤。即使像《水浒》这样的文学巨著，竟也绘声绘色地把刑案侦查的技术手段写进了作品。“生辰纲”一案，可以看作是通过线人破案；“吟反诗”一案，又可以看作是通过技侦破案。何涛、黄文炳两人，均可看作是两个资深的侦探。由此看来，世界文学作品中最早出现的侦探形象，不是爱伦·坡笔下的杜宾，也不是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更不是克里斯蒂笔下的波洛，而是出自于中国古代文学家施耐庵的笔下。只不过施老先生写探案，完全是站在农民阶级的立场，对封建统治者的侦探带着一种嘲讽批判性质的笔调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