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水浒》的评论，芦荻听到过一些传闻。1974年《北京日报》到北大中文系约写一篇评论《水浒》的文章，透露说《水浒》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由于不是正式消息，对精神实质理解不一，学术界在讨论时分歧又很大，这篇文章没有发表。后来，又传毛有一个讲话，其中提到《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评论可能就是毛这次讲话中说的。所以，芦荻趁毛主席谈《水浒》时，请教这件事。

    毛泽东回答说：那两句话是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毛这里所说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谈话，是指1973年12月21日他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同志时的谈话。在那次谈话中，他特别提倡读《红楼梦》，同时说到：《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

    接着，芦荻又请教毛主席：既然如此，那末《水浒》这部书的好处在哪里?应当怎样读它?于是毛泽东对《水浒》作了一番评论。他就这部小说的主导的政治倾向问题反复举例，作了细致的分析。当芦荻谈及北大中文系正在修改小说史稿时，毛便说，鲁迅评小说评得好，要好好学习鲁迅的思想观点。他称道鲁迅在《流氓的变迁》中对《水浒》的评论，赞赏鲁迅对金圣叹腰斩《水浒》的批评，并对在《水浒》评论中长期没有贯彻鲁迅评论的精神，表示不满。指示《水浒》主要的三种版本都要出，把鲁迅的话印在前面。

    谈话后，芦荻立即作了整理。8 月14日，经毛泽东本人审定，即成为关于评论《水浒》的批示。批示的全文如下：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 108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见《南腔北调集》)。

    《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毛泽东评《水浒》谈话的初衷

    从上述毛泽东和芦荻谈话的经过和内容来看，毛泽东这番评论是就《水浒》这部小说的人物形象和认识意义而言的。他指出了这部小说的主要的政治倾向和社会价值，进行的是文艺评论。同谈话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做好《水浒》出版工作联系起来看，主要的目的是解决《水浒》评论中存在的问题，指导人们阅读这部小说。

    当然，这并不是说，文艺评论同现实生活，同政治斗争没有联系。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评论文艺作品，特别注重从历史的、社会的角度，来发掘作品和人物的社会意义和认识价值，特别善于联系现实，古为今用，发表一些独具只眼的见解。这是他的文艺评论的特点。这在毛泽东历次关于《水浒》的评论中，包括75年8月这次关于《水浒》的评论中，表现得非常突出。

    毛泽东历来把《水浒》列入“民主文学”的范畴。他多次把自己带队伍上井冈山比作是“没有法子，被逼上梁山”。他在不少文章中，引用《水浒》故事来说明问题。例如，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引用林冲踢翻洪教头的故事，说明战略退却的作用和意义；在《矛盾论》中，引用三打祝家庄的故事，分析矛盾的特殊性，就是著名的例子。1944年1月9日看了平剧(即京剧)《逼上梁山》以后，他深夜给作者写信，祝贺他们写出了“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这个主题，“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使“旧剧开了新生面”。他还跟人讲过，《水浒》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它描写的是北宋末年的社会情况，中央政府腐败，群众就一定会起来革命。他从梁山泊把来自各个山头的队伍统率起来成为一支武装，引申出我们革命也要认识山头，承认山头，照顾山头，到消灭山头，克服山头主义。如此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