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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本名查良镛，生于1924年，浙江海宁人。15岁时，查良镛编写的《给投考初中者》一书出版，畅销省内外，初露才华。1948年底，查良镛被派往香港《大公报》工作。后调到《新晚报》当副刊编辑。1955年，写出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一举成名。50年代创办《明报》，1965年底，创办了《明报月刊》，60年代末期，创作了被称之为政治寓言的《笑傲江湖》，以及社会问题小说——《鹿鼎记》。1972年，金庸封笔。1993年4月1日，他宣布辞去明报企业董事局主席之职。 池田：在中国和日本的民间，《水许传》与《三国演义》同是最受欢迎的作品。我从青年时代起就在户田先生创立的“水浒会”这个培养青年的聚会中受到其熏陶，这当然是取自《水浒传》之名。在东京冰川溪谷的野外研修场等地，我们在恩师带领下由《水浒传》开始学习世界的著名小说，这些日子实在令人怀念不已。 金庸：我曾在您所写的小说《人间革命》中读到这些细节。 池田：众所周知，《水浒传》全书乃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只有其首领宋江遗事在史书中有记载。经过数百年的增改渲染，由民间传说的英雄故事演变成现在所见到的小说模样。从寥寥无几的文
金庸：《水许传》基本上是一部反叛的小说，歌颂反抗当权者的英雄人物。《水浒》版本很多，有一百回的，有七十一回的，一百二十回的，也有一百一十回与一百一十五回的。 一百二十回本写到《水浒》 英雄投降朝廷而“征四寇”，最后一一死去，或在战争中阵亡，或被皇帝毒死。 池田：此处有一点是不可忽略的，那就是《水许》的英雄们从来将自身的安全置之度外。他们在自由自在的另一天地中过着无拘无束的生活，没有必要挺身奔赴厮杀的战场，更何况是那样出生入死地去拯救那个欺压百姓而陷入困境地的朝廷。然而他们的个性也不允许对民众见死不救。人民有难，英雄们就挺身而出。朝廷利用了这种情形而招他们向朝廷投降。《水浒》对权势者予以无情的鞭挞，他们利用英雄们忧国忧民的真情而最后却如卸磨杀驴般将他们予以清除。围绕着权力与“民众的力量”，这个不断变化的悲剧就这样打上句号了吗？这是我们在读《水浒传》时，户田先生特地指出的一点，我亦打算以此题目作为我的人生一个经验。 | |||||||||||||||
金庸：毛泽东主席当年狠批宋江的“投降主义”，认为《水浒》是一部坏书。我个人以为，在北宋年间，《水浒》英雄向朝廷投降，恐怕是最自然的结局，除非众英雄战斗到底，像黑旋风李逵所说的那样，推倒了朝廷上穿黄袍的皇帝，让宋江哥哥去坐龙廷。但事实上，梁山泊只杀贪官而没有谋反，宋江也没有想做皇帝的野心。他题的反诗中说，“他日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也只是要对皇帝和贪官污吏大杀一阵。
池田：如用毛泽东思想的根源“造反有理”、“不断革命”的观点来看，《水浒传》的豪杰们受朝廷招安，也许是对既有的秩序和体制的屈服。但是，持续不断的“造反有理”造成的结果是混乱，是恐怖，是人心的荒废和社会的停滞。“造反有理”与无政府主义正是表里一体。无政府主义的“黄金定律”正是“自由”吧？但是，这种“自由”是怪论，是必须予以注意的那种纠缠极端凶暴的邪论。那种以追求“自由”而引发的运动，就是导致其结果会招致“独裁”、“专制”的“自由的邪论”。看看近代的历史，无政府主义的狂热风暴，一定被恐怖政治和强权政治作为手段加以利用。
金庸：“造反有理”，要看造反的对象是谁。对暴虐的奴录主、封建统治者、外族侵略者、帝国主义者造反，当然是有理的，但革命秩序既已建立，就不能对之造反了，只能要求改进，使得革命秩序更加巩固稳定。永无止歇的造反，变成无政府主义，那就无理。《水浒传》的英雄们那时候如能选择就只有两条路一是在梁山泊做强盗做下去，发展势力，占领整个山东（甚至加上河北南部、江苏北部），建立一个独立王国；二是接受朝廷招安，投降归顺。宋江、卢俊义、吴用、关胜、秦明、呼延灼、徐宁、花荣这些大领袖，或为衙门胥吏，或为豪富大绅士，或为书塾儒生，或原为朝廷统兵将领，他们脱离独立生涯重归朝廷，在心理上是自然不过的事。至于林冲、李逵、武松、鲁智深、阮氏三雄、刘唐等反抗性较强的英雄，在梁山泊并非占最重要地位，也只有听从大头领、二头领的将令了。
池田：固守在梁山泊中的各方豪杰，如果只是无法无天的人，无论是好是坏，我想不外是山贼集团而已。
金庸：《水浒》英雄最后投降朝廷大概是事实，但恐怕不能就此整个否定他们。《水浒传》的重点是反抗朝廷，向不公道的权威作斗争，基本精神是反抗。似乎不能因结局是投降，就此说它是宣扬“投降主义”。也可以说，《水浒传》以众英雄的悲惨下场，提供一个鲜明的反面教材，教导人们：向封建帝王、贪官污吏投降没有好结果。无论如何必须抗争到底，万万不能投降。“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主席“批水浒”，相信在当时有其政治作用，主要是批判宋江的投降主义，矛头似乎别有所指，大概是反对妥协、和稀泥的态度。宋江、吴用等所处的时代与二十世纪时不同，他们不甘于受官府无理欺压，就杀官造反，并没有长远的目标，如把他们写成是受无产阶级正确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到底，恐怕是抹杀历史现实的虚妄幻想。宋江、柴进、李逵、武松等人的思想行为，当然受到各人出身、经历、家世等各种因素的不同影响，不能用现代的革命纪律、党性去要求他们。《水浒》众英雄向朝廷投降了，投降的结果十分悲惨。我学《水浒》写《书剑恩仇录》，书中领袖陈家洛与清朝皇帝妥协，受到欺骗，结果十分悲惨，实际上主题是反对向封建官府投降、妥协，含有必须反抗到底的意义。但反抗到底有什么出路，在那时候的历史条件下是找不到的。
池田：对。我们曾论及鲁迅，他在说到“与邪恶斗争”时曾严厉地指出：“要痛打落水狗！”无论是在陆地，还是落入水中，恶狗都是改不了要咬人的习性的，对之千万不可宽容。对于恶势力，要与之战斗到底，决不可轻言怜悯宽恕。纵然恶势力装出一副可怜的样子，也必须对之彻底追击，决不轻饶。
不以成败论英雄
金庸：我肤浅的看法是，《水浒传》写了宋江等人的投降，也写了投降的结果是惨被屠戮，所以事实上是强烈的“反投降主义”。如果《水浒传》写梁山泊人英雄受招安后出将入相，荣华富贵、子孙万代，结局十分美满，那才是投降主义，以劝诱造反者投降为主题。毛泽东主席批宋江，大概正如他的诗句所说：“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强调革命的坚决性，是革命大领袖的应有态度。《红楼梦》是毛泽东主席所赞扬的小说，《红楼梦》写主角贾宝玉后来和薛宝钗结婚生子，林黛玉却含冤而死。这本书不是宣扬“父母之命”的旧礼教婚姻，而是在赞扬自由恋爱、个性解放、反对旧礼教的精神。虽然结局是父母之命的婚姻成功，全书的精神却是反封建礼教的。
池田：这是封建“家庭”所产生的悲剧，在这个意义上，巴金的《家》也是表达了同一主题的。
金庸：《三国演义》也根据史实而叙述曹操的儿子曹丕称帝，司马懿灭了蜀吴，刘备、诸葛亮、关羽在战争中失败而死，但此书却不是赞扬奸诈狡猾的曹操与司马懿的成功，不是否定为人仁义的刘备、诸葛亮的失败。中国人说“不以成败论英雄”，用在《三国》与《水浒》这两部书上是很适合的。
池田：我亦作如是观。《星落秋风五丈原》中有句云：“成否谁能论，以一死尽身诚。”人的伟大与否，是不能以成败来判断的吧！有时“成败”是必须要一千年、两千年那样长的时间才可以论定的。
金庸：《说岳全传》写岳飞忠勇而被害死，秦桧奸恶却大富大贵而长寿善终。写的是历史事实，但其主旨是褒忠贬奸，那是十分明显的。
池田：《说岳全传》是讲述南宋忠臣岳飞因秦桧的谗言而获罪被害的故事。确实，岳飞被陷害而死于非命，而秦桧却苟活着，但是，此后的历史却将秦桧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直至今日的中国，我听说秦桧仍是“卖国贼”、“叛徒”的代名词。《水浒传》有几个版本，相信金圣叹的删改本流传最广。
金庸：清朝的金圣叹，真名叫金人瑞。他做事不守成规，自称圣人孔子见了他也会摇头叹息，所以笔名“圣叹”。
池田：反叛性的面目由此可见。
金庸：嗯，他删改《水浒传》，将宋江投降、众英雄惨死的情节全都删去，以卢俊义做一个恶梦梦见众兄弟都被绑上法场、面临处斩的噩运而结束。这个删节本相当受欢迎。当然，其中删改得不好的地方也很多。
池田：金圣叹的删本，亦即七十一回本传播甚广之后，本来的一百二十回本与一百回本却渐不流传，一百二十回本与一百回本再度出现在坊间乃是本世纪之初吧？听说反倒是从日本传回中国去的。
金庸：正统派人士反对梁山泊之聚义造反。有个俞万春写了一部小说《荡寇志》，叙述朝廷的忠臣勇将把梁山泊灭了，梁山众英雄或杀或擒，无一脱离，也不是写他们受招安投降，而是反抗到底，被官兵扑灭。表示反抗统治者没有好下场。中国社会上有一句流传的话：“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水浒传》描写好勇斗狠之人反抗政府，反抗权威，受到欺压就拔刀而起，杀人造反。可见人们认为《水浒》有“诲盗”（鼓励年青人犯法造反）的作用。
池田：想起“文化大革命”时“红卫兵”的放纵，也有可以理解的一面。如果《水浒传》的各人生逢“文革”的话，黑旋风李逵等人也会冲在前头吧。您曾在政论中指出“文化大革命”的本质是“权力斗争”。在某种意味上，青年们的单纯及热情被“大人们”利用于狡猾的权力斗争。“大人们”的老奸巨滑决非仅只存在于小说世界之中的啊！
中国独特的秩序感觉
池田：我有一个直觉的印象，总觉得《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都是宣扬“王道”的，否定所谓“霸道”，也反对“奇道”。因为构成人的社会，是需要一种秩序的，换言之也就是像“黄金定律”一样的秩序感觉。中国主要是以儒家为中心而传承。上述两本小说与此一传统在根柢上是相通的。在吉川英治的《新水浒传》中，众豪杰齐集于聚义厅时，宋江曾吟诗表示倘受天子招安，愿以自家性命尽忠事国。而李逵等听了则大怒，骂道：“呸！没趣！”宋江则好言相劝：不管怎样，宋朝开拓了由古到今连绵数千年的这一国家的文明，力量委实甚大。然而倘若此大统到此而绝，则天下大乱，四民悲苦，毕竟也不如今日矣！战乱和天下大乱必然导致老百姓生灵涂炭，要有达成和平的秩序方能追求文明的生活，如此意识而必须付诸行动。与世之邪恶对决——并不意味着要成为捣乱的无政府主义一样的“乱臣贼子”。宋江的这一段话，令人感到其中有一种中国独特的秩序感觉，巧妙地象征着宇宙一样的感觉。一般而言，西洋思想强调革命、变化，有强烈的无秩序倾向；相反，以儒家为中心的中国的思想，却有着较强的顺从宇宙秩序的倾向。我刚才曾谈及要考虑到正面与负面，则可以说是必须将维持稳定秩序作为优点来继承。我想这里所积蓄的中国文明是重要的人类遗产。
金庸：七十一回本最后“天下太平”四个大字作结，相信就是这意思。《水浒》强调“替天行道”，这个“道”，当是代表正义、人道、和谐、合理与稳定秩序。《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都是很有价值的好书，值得大家好好一读。
《水浒传》的产生及其社会性
池田：《水浒传》流传数百年而历久不衰，其旺盛的生命力在哪些方面表现得最有代表性？这样受民众欢迎一定有它的原因，您认为《水浒传》的魅力之源是什么呢？
金庸：我相信，它主要的魅力在于对不公正的欺压奋起反抗，因而令人心大快。我的朋友孙述宇教授对《水浒》研究很深。他持一种新的见解，认为《水浒》是北宋年间长江以北金人侵略者占领地区中强人们的“教科书”。各地山寨中的强盗土匪从《水浒》中学习为人做事之道，对同伴要讲义气，可以杀人抢劫，放火报仇，甚至可以吃人肉，但不可贪财好色，侵犯女性。他分析得很有道理，但我仍不大信服。我同意《水浒》起源于金人占领区中的民间传说，由于抵抗侵略者以及腐败官吏、土豪劣绅的欺压，平民武装起来，暴力反抗之馀，不免打家劫舍，占山为王。
池田：这就是中国的谚语所说的“官逼民反”，“逼上梁山”，原来起源于此。许多人也是走投无路才上山为“匪”吧！
金庸：这部书对落草为寇的强人有很大的同情心，对于他们的所作所为作了同情与认可的描写，叙述他们受到不公平的压迫，不得已而被“逼上梁山”。然而书中滥杀无辜、挖人心肝等等场面，以现代的观点来看，未免过于残暴。强盗匪徒从中学到讲义气、慷慨互助等美德那是可能的，但我不相信《水浒》的作者撰写此书目的是作为强人的“教本”。作者汇集民间的传说与愿望，写成《水浒》，相信是反映了金人占领区中广大人民的心意。
池田：对于那些受官府欺压的平民百姓，只要“土匪”不伤害他们，而能劫富济贫，他们就会对这些落草为寇的人抱着同情心。但滥杀无辜就是非人道的。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所心仪的该是真能除暴安良的豪杰，也就是那些能锄强扶弱的英雄。
金庸：我有两位表弟马幼垣教授、马泰来教授，他们是研究中国小说有名的亲兄弟学者。哥哥以前任教于美国夏威夷大学，弟弟任教于美国芝加哥大学，两人对《水浒》都有精到见解。当年由于潜心学问，都未结婚。我曾写信给他们劝告：《水浒传》中的女人的确大都不堪为妻。潘金莲、潘巧云、阎婆惜固无论矣，刘高之妻、卢俊义之妻亦十分不堪。殴打雷横之母的白秀英更令人火冒三千丈。还有陷害史进的风尘女子李瑞兰、纠缠安道全的妓女李巧奴，个个品格低劣。女英雄中母大虫顾大嫂、母夜叉孙二娘自然不敢领教。即令一丈青扈三娘美貌非凡，身格必佳，但闺房中万一龃龉，此女人力大无穷，吾辈书生即使抱头鼠窜亦不可得，给她提起放下，难道磕头求饶乎？然两位表弟不可由此气馁。两位精研《水浒》，却可能忽略了《水浒》中有两位第一流的贤淑美人，施耐庵未加明写。我考一考两位《水浒》专家，可知此二女是谁？
池田：妙哉！妙哉！您这一段话风趣幽默，令人忍俊不禁。您对《水浒》中的人物如数家珍，请问《水浒传》中这两位美女是谁？
金庸：第一位，林冲娘子是也。高俅之子高衙内在京城内寻花问柳，不知见过多少美貌娇娘，欣赏美人之眼光见识，必属极高无疑。但一见林冲娘子，竟然魂飞天外，千方百计非得之而后可。被矮脚虎王英看中的女子未必当真美貌，高衙内眼中的美女必貌如天仙了。施耐庵不善描写美人，用此曲笔，间接衬出林冲娘子之美，相信汴梁城中第一名妓李师师也未必及得上。而且林冲娘子忠贞节烈，德容兼全。
池田：这个故事与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林冲是英雄好汉，想必为奇伟男子，不像钟楼驼侠那样丑陋不堪。“逼上梁山”说的就是林冲的故事，也算是一个代表性人物。这个也许是虚构的人物却通过小说《水浒传》成为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文学作品的力量真是不可低估啊！
金庸：第二位相貌虽未必天香国色，其人之温柔贤淑，当为有宋一代之冠。此人为谁？花荣之妹，秦明之妻花小妹是也。秦明浑号“霹雳火”，有万夫不当之勇，个性急躁，火爆异常，挥起狼牙棒，动不动就乱打乱杀。他娶了花小妹之后，闺房和睦，不闻有任何去何从豁勃争吵。试想与“霹雳火”朝夕相处至少十数年之久，始终安然寂然，此女之品性修养如何高人一等，可想而知。花荣温雅俊俏，其妹容貌亦必不俗。得妻如花之妹之后，红袖添香夜读书，洵大乐矣。大学中偶得长假，偕贤妻参观奥林匹克运动会，为大舅花荣获得射箭金牌鼓掌，岂不美哉！后来马幼垣教授娶妻生女，颇享天伦之乐，虽非因我劝导之功，但谈到《水浒》不妨引此趣事。这些是题外之言，表示我们作小说者，在读小说时，往往会去推想作者未写出来的情况情节。
池田：哈哈！我想您这是十足的中国文人的风雅之举，也说明您很注意个人、家庭的感情生活。《水浒传》中其实很强调义气的，日语中的“义理人情”也是“水浒之风”吧！
与青年们谈历史人物
金庸：前不久，北京师范大学的一批学生连同香港大学的一些学生来见我，他们言谈间显得知识丰富，见解开明。我为京港两地大学生的高水准、高质素感到欣慰。一一请问他们的姓名，他们录下自己的姓名和系科班级。
池田：青年是社会的希望，与他们经常在一起，心会变得年轻。我发觉大作家们总是很愿意与青年做朋友，正像前面我们谈到的巴金先生，他每当看到青少年们，总会流露出一种喜悦的眼神。
金庸：有一位美少女同学姓栾，她草书的姓名我看不清楚，便问：“你贵姓？”她说：“小姓栾，这个姓怪一点，好像变字那样的。”我会意了，说道：“是了，古时候并不怪，栾书的栾，栾布的栾，栾廷玉！”她一时想不想栾廷玉是谁，神色有点茫然，我说：“《水浒传》中的人物。”旁边一位男同学接上说：“啊，三打祝家庄，祝家庄的教头。”那个女同学想起了，有点不屑，撇撇嘴说：“是小人物，品格不好！”这句话说对了。栾廷玉的确品格不好，武艺也不强，不及曾头市的教头史文恭。鲁迅先生写杂文曾用个笔名叫“栾廷石”，当含有瞧不起栾廷玉之意。池田：您不仅熟悉《水浒传》中的每一个人物，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对历史的重视。日本有人认为中国肩负太漫长的历史而因循守旧，现代化特别艰难困苦，但我认为研究历史，有正确的历史观很重要。汤恩比就是二十世纪一位很重要的学者，他对中国历史有着一种高屋建瓴般的透彻看法。
金庸：是的，历史教育十分重要，我对历史确实深有兴趣。我对那位女同学说：“历史上有两位姓栾的人物很了不起。譬如，栾布有义气，有骨气，人品极好。”他们大概一时想不起栾布是谁，我简单解释栾布是西汉初年彭越手下的大将，彭越和他从前一起做强盗，交情很好。汉高祖诛杀功臣，杀了彭越，把尸首暴露在广场上，下旨说有谁收尸便要处斩。栾布前去公开收尸，大哭致哀，汉高祖捉了他问罪，栾布侃侃辩论，说彭越没有大罪，他为了朋友之义而去收尸。汉高祖感动了，没有定他的罪（也许对杀死彭越内心有愧）。后世对栾布的重义都十分推崇。栾书是春秋时晋国的大官，曾带领军队打败楚兵，立下大功。可是到了后世，历史上的大人物的名气，反而不及小说中小人物的响亮了。
《水浒传》的群众性
池田：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水浒传》的评价问题。《水浒传》被列为中国四大小说，中国的小说是以章回小说形式在明代流行起来的。有人认为日本的《源氏物语》作为小说更早出现，但《水浒传》在日本也受到欢迎。
金庸：《水浒传》在中国社会上流传广泛，影响深远，仅次于《三国》。在西方国家，对社会中影响最大的书是《圣经》；在中国，对社会思想影响最大的书是各种通俗小说，除《三国》、《水浒》之外是《封神演义》、《西游记》等等。
池田：就是说，小说是民间更容易接受、更受欢迎的文学形式吗？当然指的是中国式的古典小说。
金庸：由于通俗小说的故事更以戏剧、说书等等其他形式传播，其影响是更加广大了。说到关公、武松、姜太公、孙悟空，中国人中即使是从来没进过学校的人也必能侃侃而谈。清末大学者梁启超写过一篇文章《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议论中国社会中流行小说对群众影响之大。
池田：梁启超似乎对小说有很高的评价。胡适之、鲁迅等对小说研究也很推崇，胡适对《三国演义》很赞赏，鲁迅则有《中国小说史略》等研究著作。
金庸：奇怪的是，近代与当代的中国学院派文学评论家，反而只推崇高雅人士才会欣赏的西洋小说，而对大众所欢迎的作品却持一种贬低的态度，似乎读者越多的书，价值反而越低，与毛泽东主席所提倡“文艺应当为工农兵服务”的主张不很符合。
池田：原来如此，这也是一个争论了很久而没解决的问题。其实，真正的文学作品、好小说的评判者不一定是文学评论家吧，有一部作品能传了几百年仍为百姓所喜爱，本身就证明它是一部了不起的作品。您说对吧？
金庸：我深有同感。上面提到的《荡寇志》是一部文笔很好的小说，其写女英雄陈丽卿、女诸葛刘慧娘，描述之佳，尤在《水浒》之上，只可惜该书旨在剿灭梁山泊，把梁山好汉一一置于死地，令人看得怒气冲天（只有作弄和杀死高衙内两段使读者人心大快），以致其书不彰，流传不广，中国读者极少喜欢。可见人民大众的同情和拥戴，始终给予梁山英雄。
水浒传》与日本渊源甚深
池田：适如前面所谈到的，《水浒传》与日本甚有渊源，其中所宣扬的“义”到底是“忠义”还是“侠义”呢？我认为这二者还是有区别的，“忠义”就包含着对朝廷的“尽忠”，而“义”字却强调朋友之间的友情等。
金庸：据孙述宇教授在《〈水浒传〉的来历、艺术与心态》这本精采著作中的分析，《水浒传》故事的起源与抗金名将岳飞有很大关系，本来反抗外艇的意义还大于杀官造反，原来书名叫做《忠义水浒传》。在宋金战争中，“忠义”两字特指沦陷区中抗金的民间武装，宋江做了梁山泊大领袖后，将原来的“聚义厅”改名为“忠义堂”，就含有反抗金人侵略的用意。在中国的古典小说《说岳全传》、《杨家将》及《水浒传》中，含有最强烈的反抗外族侵略的意义。但明末有反对流寇的流行观念，清朝又禁止提到反抗异族入侵，经过数百年的磨洗，《水浒传》中原来反抗异族的文字就渐渐被清除了。
池田：如此说来，还有一个民族主义的问题，这也包含着一个矛盾的问题。中国人有句话说：“忠孝不能两全”，是否“忠”、“义”也不能两全呢？当民族矛盾上升之后，以国为重就是忠义，对于《水浒》的英雄们来说，也是一种艰难的选择吧！但《三国演义》、《水浒传》对日本的影响也是很深的。
金庸：是的，据说《三国演义》在日本元禄二年（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即以《通俗三国志》之名在日本出版，全套五十一册，出版后即迅速流传。日本早稻田大学出版的《物语支那史大系》中，说该书描写曹、刘、孙征战争雄的区域，比日本全国的国土还大了好几倍。书中豪杰并起，猛士如云。其中的权谋术数，令读者感到奇想天来，心惊胆寒。同时书中又多夸张，笔墨纵横，融贯缜密，战况之“壮阔雄大”，令读者“血涌肉跃，拍案三叹”。《水浒传》之传入日本，时代较后，好像对日本文化界影响也很大。池田：日中两国的文化交流远自隋唐，绵延上千年而不绝如缕，当时的明代小说有许多由海船带进了长崎等地，形成“崎阳之学”。日本有一本《舶来书目》记载了当时许多中国小说流入日本，足见明清小说对日本文学有很大的影响。
金庸：我读过中国学者王晓平的《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里面曾提到：以著作《雨月物语》著名的上田秋盛，曾在文章中引述李贽《忠义水浒传》序言中的理论，强调小说“不愤则不作”的原则，“大和唐土人心无异者也”。说日中两国并无分别。江户年间最流行的侠义小说《南总里见八犬传》的作者曲亭马琴，就受到《水浒传》很大的启发。日本近代小说家、评论家幸田露伴有文说：……彼百八人，此八士，彼迸出百八妖星，此迸出八美玉……彼有真人，此有行者；彼有入云龙，此有寂寞道人；彼有打虎，此有搏牛；彼有鸳鸯楼，此有对牛楼；彼有王庆，此有素藤。明治维新期间，日本人北村三郎写了一本《世界百杰传》，评述古今一百位英雄豪杰，《水浒》的作者施耐庵也算在内，与释迦牟尼、孔子、华盛顿、拿破仑等人并列。许多中国人见到后都不胜骇异，因为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小说作者并不如何受人重视。
池田：这是很好的资料，我们倒没有想到《水浒传》原乡的中国人会感到骇异。但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水浒传》深受日本人之喜爱。先是直接训读原文的中国语小说，然后是根据故事用日文改写，直到现代，仍有学者以现代日语将汉文翻译，如著名汉学家吉川幸次郎、清水茂就将《水浒》译成现代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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